1987年，杜亲芳随父母从新疆回沪，在上海建工集团职工医院任内科医生。2002年，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和建工集团医院改制，杜亲芳通过招聘，来到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。“你各方面的情况都不错，可是我们现在不缺内科医生。”招聘人员对她说，“如果你愿意委屈一下的话，来这里可从事社区儿童保健工作。”杜亲芳爽快地答应了：“我喜欢医生这个职业，只要能继续穿上白大褂，到哪个岗位都愿意。”就这样，杜亲芳成了一名儿童保健医生。

　　儿保科不同于内科，杜亲芳开始认真钻研儿保医科的知识。她对自己要求很严，对医术精益求精。2014年5月的一个上午，一对外地夫妇带着3个月大的孩子，到中心接种乙肝疫苗。杜医生像往常一样给孩子进行接种前的例行检查。在检查中，杜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，并反复仔细地复查。确诊后，杜亲芳脸色凝重地对孩子父母说“这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，现在不能接种疫苗。”没想到，孩子的父亲瞪大眼睛，怒气冲冲地吼了起来：“你是什么狗屁医生！我家孩子已经打过两次预防针，不都好好的吗？怎么到你这儿就得了心脏病呢？”杜医生十分耐心，等对方发完一通火，冷静地向他说明孩子病情的严重性，并把自己的电话留给对方：“你们还是赶紧带孩子去大医院作检查吧。如果你们相信我，请随时和我联系。”当天下午三点钟左右，孩子的父母打来电话表示感谢。原来这个孩子有个阿姨在市里一家大医院当护士，父母便带着孩子到这家医院检查，结果，孩子被确诊患有“先心”，有8毫米缺损。给孩子检查的主任医师对孩子父母说：“你们提到的那个社区医生医术真是不错。看来，社区小医院里还真有不少好医生。”杜亲芳电话中听完这番话后只是抿嘴一笑。

　　6年前的一天上午，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到中心儿保科看门诊，孩子的母亲诉说，孩子周岁以后，慢慢出现异样的征兆：“我们找了些资料，经查证孩子可能患有唐氏综合症。医生，你给孩子确诊一下吧！”看着眼前这位神情忧郁的母亲，杜亲芳同情地把她让到一旁，给孩子作了详尽的检查，真诚坦率地告诉这位母亲：“情况确实不乐观，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尽力减缓病情。我每周四上午没有门诊，以后你就在这时候来找我，帮你给孩子做一些喂养、康复以及护理方面的指导。”从此4年里，这位母亲常常会带着孩子来找杜亲芳，平时也电话不断。然而，孩子最终因继发疾病而不幸夭折。但杜亲芳与这位母亲的联系却没有中断。
　　2013年1月，这位母亲高兴地来找杜亲芳：“杜医生，我又怀孕了。”杜医生也高兴地说：“恭喜啊，我非常愿意做你的保健医生。”不过，杜亲芳这回的保健医生当得不容易。这位母亲怀孕7个月后，胎儿被查出肱骨、股骨都短了些，“有侏儒症的倾向”！杜亲芳知道后，立即想方设法联系到上海最权威的产前诊断中心，挂上专家门诊。就诊当天，杜亲芳特地调休，陪同这位母亲到医院检查。结果，专家排除疑点，确诊“胎儿属正常”。当这个孩子8个月大后，每当母亲抱着他到杜亲芳这儿作检查时，杜亲芳总要亲亲孩子的脸，喜爱地逗弄他：“宝贝，真可爱！”

　　作为社区儿保科医生，杜亲芳的工作始终十分繁忙。她每天平均接诊80个孩子，最多时140个。她定期下社区，开展高血压、肿瘤等慢性病、常见病的检测预防，还要负责地段内16家托幼机构的卫生保健督导的经常性管理工作，对季节性传染病，比如手足口病高发易发阶段，更是防控得连轴转。

　　繁忙的工作使杜亲芳经常顾不上自己的家。说起这一点，杜亲芳多少有点愧疚，她最想感谢的是丈夫：“他是卫校老师，特别理解我，主动包揽下所有的家务。”杜亲芳对女儿的照顾也常常欠缺。她女儿是过敏性体质，每年都要发一二次高烧。她说：“我是个儿保科医生，女儿的病情我心里有数，可普通居民不懂医学，他们的孩子更需要我！”杜亲芳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门诊，她只能把资料带回家，等女儿入睡后，继续填写登记，直到当天的门诊资料登记填写完成为止。2012年春天，她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晚上又发高烧了，这次恰逢是礼拜一，中心儿保门诊人数最多的时候，杜亲芳放不下那些孩子，而她爱人那天的讲课也是事先安排好，无法调换。早上她简单为女儿做了一些降温措施，随后只能咬咬牙，让女儿独自一人在家。她看完100多人次的门诊，一直坚持至中午12点，才急匆匆赶回家。看着女儿由于发烧而通红的小脸，听着女儿说“妈妈，我没事，已经好多了。”听着爱人在电话里的轻声安慰，杜亲芳一边流泪，一边感到欣慰，她知道女儿需要妈妈，丈夫需要妻子，但她有个更重要的角色叫“医生”，这时的她只想说“谢谢，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”。